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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【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——记者再走长征路】

      “他是重生亲父母,我是斗争好儿郎”

             1935年七八月份,一位因个头高大而被叫作“刘高佬”的红军带着队伍,藏进了李盛发他们村后面的一个石洞里,有时在,有时不在。

        “那时,我父亲给他们做地下交通员。转眼间,1936年春节快到了,‘刘高佬’就跟我父亲说,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买一点年货,给战士们过个春节。我父亲问清楚买什么后,就去街上买回了一只鸡、一条鱼,还有几斤猪肉。”6月23日,在广东韶关南雄市油山镇,70岁的李英成讲述了父亲李盛发帮“刘高佬”买年货的故事。

        “年货买回来后,‘刘高佬’对着大家说,你们看国民党不是想封死我们吗,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——春节,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,照样可以过一个‘好’的春节。”李英成说,“很久以后,我父亲才知道,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保持乐观的‘刘高佬’原来是陈毅。”

        当时,对陈毅和他带领的游击队来说,那个春节确实已经很“好”了。

        因为就在不久前的1935年11月份,国民党为对活动在赣粤边地区的游击队进行“清剿”,实行了封坑封山、移民并村的政策。

        “我们老百姓被迫迁走,后来,房子也都被烧掉了。国民党只允许百姓初一、十五进山,还要进行严格盘查。我父亲就利用进山的机会,装作去砍柴给游击队送点吃的,或情报。陈毅还教会了我父亲‘敲三下竹’进山的暗号。”李英成说。

        面对国民党的“清剿”,陈毅带领游击队想尽各种办法在深山老林里“极限”生存:没有粮食吃,就挖野菜、摘野果、捕野物充饥;没有房子住,就搭茅棚,或住山洞;缺少衣被御寒,就靠相互的体温依偎过夜。

        然而,随时来临的生命危险,对游击队来说,仍然猝不及防。

        1935年冬天,陈毅带领游击队在油山一带行军,遭到伏击。他钻进林中迷失了方向,与游击队失去联系,加上旧伤复发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晕倒了。

        “当年,我奶奶李桂花就是在这里发现了昏迷的陈毅。”6月15日,在江西信丰县油山镇老屋下村,朱定生指着村旁竹林内的一小块空地说。

        “我奶奶上山砍柴经过时,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,还受了伤。就赶紧返回村里找人把他抬回了家,藏到阁楼上养伤。”朱定生说。“当时大家都叫他‘大老刘’,我奶奶后来才知道自己救的是陈毅。”

        “刘高佬”“大老刘”都是陈毅的化名,但那时乡亲们甚至很多游击队员并不知道,但他们知道自己冒着危险帮助的是红军游击队。

        很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,朱乙妹就是其中之一。

        1935年5月,项英、陈毅派油山游击队队长李绍炳率两名队员去信丰油山上乐村召开反“清剿”斗争会议。这天黄昏时分,李绍炳一行正在村里开会,反动地主林新球带敌人悄悄包围了会场……

        “那时,朱乙妹正背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,去后山挑水浇菜。突然发现了敌人,她就把水桶一丢,转身往回跑,大喊:‘白狗子来了!白狗子来了!’正在开会的游击队员听到喊声,果断从屋后门撤出上山了。”江西信丰县委党史办主任庄春贤说。

        “随后,林新球就将全村人集中在村前的草坪上,威逼大家交出通‘匪’的人。敌人立即用刺刀指着朱乙妹问:你这‘土匪’婆把‘土匪’藏到哪里去了?‘你们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!游击队是好人,你们休想抓到他们!’朱乙妹义正词严地反驳。”庄春贤继续介绍,“敌人恼羞成怒,就把朱乙妹杀害了。”

        “我外婆背着的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母亲,长大后她堂哥和乡亲们就给她讲外婆的故事。我长大后,母亲就讲给我听。”朱乙妹的外孙陈继感说,“你看现在的生活,表明我外婆的血没有白流。”

        “靠人民,支援永不忘。他是重生亲父母,我是斗争好儿郎,革命强中强。”从1934年秋到1937年秋,赣粤边3年游击战争期间,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深情,在陈毅的《赣南游击词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      “赣粤边人民群众之所以坚定地支持红军游击队,是因为早在创建苏区时,红军就打土豪、分田地,建立苏维埃政权,使人民群众翻身当了主人。他们深深懂得,红军游击队的艰苦斗争,是为了人民群众。”庄春贤说。

        1937年,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,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走出油山一带的石洞,编入新四军,为民族存亡,奔赴了抗日前线。

        记者手记:“跟着走”

        光明日报“记者再走长征路”赣闽粤三省小分队的采访活动告一段落。后边会有更多同事走长征路、沿路采访,给读者讲更多更精彩的长征和红军的故事。

        十几天来,记者白天赶路、采访,晚上到了驻地赶稿。乡间小路或许泥泞,阶上青苔更添湿滑。阴雨连绵时,一边撑伞,一边拍照,一边记录,遮不住的雨水打湿衣裤,绕不开的溪流沾湿鞋袜;骄阳似火时,没处躲藏,汗水糊住了眼睛也顾不上擦一擦。第二天还要赶往下一站,雨湿汗湿的衣裤、鞋袜也来不及洗净晾干。有时等不及回驻地处理稿件,在路上就要写稿、编稿,还有新媒体稿件、照片、视频,更是要边采、边处理、边发出,一切都是在路上、车上。

        这样连踢带打一个礼拜下来,疲劳感就来了:体能达到了一个限度,故事讲得也有些雷同,词句用得也差不多了,好像写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,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儿……

        可是——红军呢?他们日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,没有车坐,全靠腿脚;他们没有给养保障,吃了上顿没下顿;他们露宿在竹林、沼泽、旷野,还有坟场——然后他们还要打仗,还要跟敌人拼命啊,要眼睁睁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一个倒下。打完仗,又是没完没了的行走。那会是怎样一种情景,没有胸中一股气在,怎么挺得下来?!

        甚至他们在最开始还不知道要往哪里走,怎么走。

        胸中那一股顶得住的气是什么?我们现在总结,那叫意志,那叫信仰。方向在哪里?一个是北上抗日,还有一个,是为了全天下受苦人得解放。

        两相比较,记者惭愧顿生。我们离那个年代、那群人、那些钢铁般的意志,有点远了,我们迫切需要确定自己的方向。

        千言万语一句话,长征是,我们现在也是——用邓小平说过的三个字来总结,在党的旗帜下,找准方向——

        “跟着走”。

        (光明日报广东韶关6月25日电)

        《光明日报》( 2019年06月26日 03版)

      责任编辑:林晓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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